就哲学诠释而言，古典不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古典并不意味着只具有供人凭吊与怀想的历史遗物之意义，而是带有强烈的实存感与共时性，是与我们的当下处境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古典学是一种具有创构性的观念。

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既有夫六位也，以任此【六职】也。

言行相合谓之信，身心真实无妄谓之诚。一问一答，很明确、很直接。具体说来，即师长为君臣之纪，诸父、兄弟为父子之纪，诸舅、朋友为夫妇之纪。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礼记·乐记》载子夏对曰：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

且受到天常加冕的三大法概念，在思想内涵上更加接近汉人的三纲概念。董子对于三纲说的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春秋繁露·基义》篇中。跨文化研究是个时髦的话题,但究竟如何界定,则未必都很了然。

以我个人粗浅的看法,前者也是跨文化研究,只是存在比较隐蔽或公开的区别,隐蔽者叫做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公开者称为比较哲学研究。当个人权利意识在中国存在双刃剑效应的情况下,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传播效应,即便是合理的因素,在现实中也会打折扣。[4]这个观察背后有一个更基础的关系模式,就是把文化交流看成老师与学生之间教与学的关系。我们也许从中可以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家对其内涵的不同展示。

即使是面对现代中国本身,同样要强调做好中国哲学的研究功夫。2014年,在一次法国《汉文书库》对中国学界的宣传活动中,主持人要我就中国经典如何跨越到其它文化的问题发表意见。

作者的手法是作两种提取工作,一是从经典提取论题,一是从生活提取可以证成问题的经验。我在国内的同事对此笑评:一群来自东亚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东京大学用中文,讨论一个美国教授用英文写的中国哲学著作。参考文献 [1]戴震.绪言∥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普鸣,格罗斯.哈佛中国哲学课.胡洋,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 [3]孟巍隆.文化比较的思想误区——兼评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文史哲,2016(1). [4]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汉学研究,2006(4). 进入 陈少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跨文化 道 。[1]79按传统的划分,老子所说为形而上者,而戴震则归之形而下。

在作者的笔下,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对自我持有开放的观点。普遍性一词有两种用法,一种是逻辑的必然性,另一种是经验的可能性或可普及性。一个有深度的观念史分析,就是观念的经验意义的揭示过程。是那个不可听,不可看,甚至也不能碰,只能用心体会的道。

首先是揭示经典在当代中国经验中的正面意义。例如,毕来德的《庄子四讲》,耿宁的《人生第一等事》。

有人说,安氏实际所做的是对两千多年以前理想型的儒学与当今西方社会的混乱状态加以比较,换言之,他比较的是儒学设想之美好和西方理念身陷之困境。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在一篇讨论文化交流的方法论论文中,把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分为以传播者为中心,以接受者为中心,传播者构造,以及他自己主张的双向互动四种模式。

人类精神事业的大道,是可以相互沟通的。普鸣的这种中国哲学或思想研究,问题意识就是西方的。后来用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框架叙述中国哲学史,更是站在西学的立场上改造中国文化的鲁莽之举。当作者提出今人的思想误区时,实际就是为西方文化背景准备针对性的问题。因此,道一词存在巨大的理解空间。这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哲学或宗教的工作是对称的。

这门课或这本书的成功(下面的讨论以书代课),可能同专业研究有不完全一样的条件或要求。在中国哲学中,有几类不同的概念范畴。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其实,在借他者的优点批评自家文化的缺点方面,中国学者可能比西方学者表现更甚。

用中文与用外文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区别,除了语言形式外,更重要者是问题意识的不同。这种变化可以是主动的,既解放自我,也影响他人与世界。

哲学是追求普遍性的学问,经典的观念必须经由当代实践的验证才能获得意义。我们的哲学系从来没有把西方哲学专业叫做跨文化哲学专业。即便后来如玄学或理学那样高度形上学追求的观念运动,也没有失去原本的实践关怀的特征。因此,儒家关于人的观念的传播,便需要一种更加辩证的思路。

22当然,这已经超出我们对普鸣课程的讨论范围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当然也在此列。

但是,我们的西方哲学与西方人做的西方哲学并不完全一样,最起码的区别,是我们最终用中文来表达,让相关内容变成中文学术知识的一部分。尽管这是一句调侃的话,但我可以把它看作对我们这种跨文化行为的一种描述。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主题是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当然,不是说西方的中国哲学或宗教研究是西方学术的组成部分,那国际汉学家的成果就与我们的研究无关。

我想说,外国同道(不论西方的还是日本的)对中国哲学所作的努力,包括教育传播或学术探索,其成功经验对中国学者都是重要的鼓舞。当然,出于怨恨而故意曲解诅咒者也不乏其人,不过那不应是比较的主流。这种文化的光顾者现象,其实也可专门研究。一方面,要强调它对对治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思想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对某些重要的个人权利作出积极有效的辩护。

而没有考虑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仍在践行并经历的宗法性孝文化之沉重与压抑;同样没有考虑到两千多年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即已宣扬的有关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的理想但从古典学悠久的历史传统来讲，这一学术领域的前史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其展开的前提是以文字记录形式为依据的文本，而这些早期文献的形成，在文明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渡期。

所以，专业的古典学并非是原生态的古代学问，而是经过了一个学术近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广泛采用了现代的科学方法，……并且被现代的追求分析和实证的科学精神所渗透。对经学的小学定位和材料化处理，无疑突出了文献考证的地位，小学就不只是经学的附庸，本身便获得了知识独立的意义，考据学也不再是边缘的工具之学，而一跃进入到古典学问的中心地带。

尽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古典有时候只是表示一个历史时期或者历史发展的阶段，而不表示任何超历史的价值，伽达默尔认为:古典型概念里的规范要素事实上从未完全消失。用古典学来覆盖或者整编经学的内容，儒家的独尊性便不复存在了。